BOB半岛看上去很酷，实际上很苦，这是地质勘探工作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骨干力量的流失不断加剧着我国地勘工作的困境。

　　近日，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物化探分公司的三名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考察时失踪的消息引人关注。

　　据悉，三名地质队员于2月17日开始进行野外作业，两天后却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返回营地。经过搜救人员十多天的努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作为同行，四川省地调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全伟感到深深的惋惜。

　　也许，这个不幸的消息还会给这个人才稀缺的地质行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教授余际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目前，地勘一线人才紧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去年，长期关注地质人才紧缺问题的余际从组织调研组前往江苏、安徽、河北、湖北等地调研。调研结果中，两个数字引起了他的关注，地质专业人才队伍占地勘行业队伍总量的比例为24%、地质专业人才缺口达30000人。

　　“地勘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地质专业人才应处于主体地位，这个比例有些低。”余际从解释。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10年》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地质勘查人员总数为61万，其中地质专业人才总数仅14万人。而正常情况下，地质专业人才应当占比40%左右。

　　与余际从接触的507家地勘单位中，有313家地勘单位表示迫切需要加快培养一线人才。他们表示，各省地勘局平均每年需求约200人，但实际满足需求率不足六成。

　　1982年参加工作的王全伟至今已经与地质工作相伴30年。最近这几年，一线人才紧缺的问题在困扰着他。

　　四川省地调院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四川省地矿局下属单位的角色从事地质调查管理工作，2002年后开始从事国土资源区域调查工作。

　　“四川省的区调任务是24万平方公里，我们地调院需完成一部分。”王全伟介绍。对他而言，地质工作的艰辛早已司空见惯，一线队伍没有得力干将才是最头疼的问题。

　　“10年前，地调院约有10个人从事区调工作，到今天还是10个人。”王全伟说。

　　余际从的调研显示，高校是地质人才供给的根据地。去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国土资源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提出，到2015年，培养资源勘查专业技术人才3万人，2020年则需再培养该类人才3万人。

　　不过，目前，全国各类地质院校地质专业办学点152个，每年毕业约3.1万人，仅有30%进入地勘行业。

　　因此，每到毕业季，各大地质类高校里就能见到许多操着各地方言的地勘局工作人员开展组团招聘。“一些省地勘局每年都由局领导带队，由人事处处长、总工等组成庞大的队伍，搞得轰轰烈烈。”余际从描述。

　　尽管如此，地勘局的招聘满足率往往不到50%，吉林省、云南省地勘局甚至只能招聘到计划内30%的毕业生。

　　在余际从看来，这样的状况如今已经稀松平常，“条件更差的地勘单位，甚至连续几年都招不到一个地质院校的本科毕业生”。

　　在找矿难度越来越大BOB半岛、地质勘查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赵鹏大对此忧心忡忡：“没有高素质的地勘一线人才，地质观察、基础数据编录的质量将受影响。”

　　面对人才紧缺、高校毕业生又招不到的状况，王全伟不得不选择从地质队抽调年轻人以完成区调工作。然而，他发现，干活的人是有了，但是没有人带队培养。“这些人都承担不了项目，更无法完成普查、粗查、详查、勘探等全套动作。”

　　有人用不成的状况使王全伟又一次陷入烦恼中。他意识到，正是像他一样，35到45岁左右“老师傅”的缺乏，使地勘一线人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除非年轻人有特别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愿意向老师傅们请教，不然谁会来指导他们？”王全伟说。

　　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对自然环境的需求也日益增大。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通知》发布后，地勘行业每年投入增长20%以上，资金投入从2000年时不足几十亿元到去年增长到1000亿元。

　　大投入带来大工作量，许多业务骨干不得不同时负责五六个项目，根本无暇顾及青年人才的培养。

　　在余际从看来，总工、副总工级的领军人物，技术骨干及青年地质人才应当形成“金字塔”型人才层级结构。

　　正是第二类人才严重缺失，导致了“金字塔”的坍塌。根据余际从的调查，“技术骨干”缺口达4000人，并且，“实际数据只会多不会少！”余际从肯定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技术骨干不仅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扮演重要角色，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还承担了所有地质项目、工程的具体实施工作。

　　现实状况极不乐观。据了解，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从事矿山水文地质调查的负责人。

　　而骨干力量的流失则加剧了“金字塔”的坍塌。吉林省地勘局一家下属单位负责人称，近几年本科以上的人才基本上是进多少走多少，变成了“对外培训基地”。“仅最近两年，就被福建紫金矿业公司挖走了4名技术骨干”。

　　刚刚到新疆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工作的吴晓贵也深有体会。在与同事的谈话中，“人才断代”这个词成了高频词。

　　他们对话中的另一个高频词则是“高学历”。吴晓贵曾于去年取得硕士学位，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队上除了我们新进来的两个硕士外，还有4个本科生，其他同事都是大中专学历。”

　　据调查，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占地质专业人才队伍的6.5%，相反大专以下学历的则占到51%。

　　对此，中科院院士赵鹏大也感到颇为尴尬。“我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时间长达23年，已和这所学校荣辱与共，为什么我们大力培养的人才却不去一线工作？”

　　不过，一些地质单位正在为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而努力。据成都地调中心助理工程师杨斌介绍，去年，他供职的地调中心只招硕士生，今年开始则将要求提高到了博士生。

　　张理（化名）是中国地质大学2012届的硕士毕业生。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同学们都不愿意经常去野外工作，无法照顾家人是最难克服的问题。”张理还有几个同学去了非洲工作，一两年时间都不能和家人取得联系。

　　几番选择后，他与沈阳地调中心签订了就业协议。虽然还是会有大量时间在野外，但这份工作还是引来同学的羡慕。“这家单位属于地调局六大区中心之一，相对地质队出野外时间要短很多。”

　　不过，他的同学中，还有许多因为不愿从事野外工作而仍没签订工作单位BOB半岛。作为一名老地质人，赵鹏大也深知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辛。“我们现在身在城市，完全无法想象野外工作条件的恶劣，还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他说。

　　刚刚发生的可可西里地质队员失踪事件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负面案例。据一名有过藏北地区野外经验的地质队员介绍，在那里，汽车陷进沼泽是非常致命的。

　　野兽出没也会危及地质队员安全。经历多次野外调查的杨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了一次惊险的经历。

　　2011年夏天，他跟随导师在新疆调查时BOB半岛，与另一名硕士生组成一队。“当天，我们从早晨8点多开始沿着一条干枯的河谷步行整整12个小时，我们又累又渴。”

　　就在他们迈不开步时，突然听到一阵尖利的叫声在不远处，一只野猪刚刚扑食了一头牛，于是杨斌拔腿就跑。

　　在这样一份高风险的工作中，低报酬恐怕是学生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另一个因素。据了解，在江西地质大队一线工作的地质队员，即使在炎热的夏天进行野外工作，每天也只有二三十元的补助。

　　而在王全伟供职的单位，到海拔高、条件更为恶劣的青藏高原，地质队员每天仅能获得5元的补贴。“年轻人的年工资也就3万多元。”他说。

　　“尽管有风险，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乐趣的行业。”赵鹏大说。

　　而看上去很酷的事业单位，也有它的难言之隐。尽管和公务员“铁饭碗”相近的事业单位在高校中相当吃香，然而“编制”则成了阻碍事业单位招聘学生的“拦路虎”。

　　据调查，2011年，40%的省级公益性地质调查单位编制偏小。例如，新疆地质环境监测院编制仅有60人，这对于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来说，实在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

　　王全伟也表示：“由于编制的原因，院里自2005年前后招聘了几名毕业生后就再没有进过新人。”

　　“戴着事业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是目前多数事业单位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交叉的现状。余际从认为，这样的地勘单位缺少足够的自主权，应着力推进地勘单位向企业改制。

　　由于限制编制，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还必须通过统一招考BOB半岛。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生马飞（化名）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事业单位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收入低，最关键的是还要经过考试。”为了避免考试，他选择了一家矿产企业。

　　除此之外，事业单位缺人不招人还和担心毕业生能力有关BOB半岛。王全伟认为，一些高学历毕业生往往动手能力较差，专业基础也参差不齐。

　　“有的硕士毕业生，毕业工作四年还不能判断变质岩的岩层走向。”“博士生看不懂薄片、不会写岩矿鉴定报告也大有人在。”一些地勘单位负责人纷纷抱怨。

　　对此，余际从建议，对地矿类专业应实行类似“国防生”、“师范生”的优惠政策，毕业后直接去地勘基层工作。

　　建国初期，我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但是，当时一张地质图都没有，找矿工作无法开展。几年后，在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和广大地质队员的努力下，终于绘制出我国国土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图幅。新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并开始逐渐走向黄金时期。

　　上世纪60年代，即便在困难时期，地质队员也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威望和经济地位。“1950年左右，地质队员每个月的收入能买几两黄金了。”王全伟说。

　　当时，一部反映新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工作、生活状况的新闻纪录片《年轻一代》在普通人中间流行起来。该片的主题曲《勘探队员之歌》中“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至今仍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地质队员。

　　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地质工作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地质勘探人才总数达到15万人以上。“我们学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很多单位拿钱到学校来买毕业生。”余际从说。

　　不过，从此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地质勘探人才总数锐减，整整10万人离开了这个原本庞大的队伍。其中，一些老工程师、科学家退休了，另一些人才则为了更高的收入去了矿业公司。

　　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农村和企业中。“地勘事业单位投入减少，待遇降低，地质人员开始大量外流。”余际从指出，“尤其在西部和艰苦地区流传着一句话：献了青春献子孙。”

　　1994年，王全伟开始担任川西北队总工程师职务。当时，这支地质队共有工程师300多人。然而，3年内，单位经费变得异常紧张，只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55岁以上的人员全部退休。

　　目前严重缺乏的技术骨干便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矿床地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曾在一次人才工作会议上一语中的：“连续二十多年地质工作强度被削弱，是造成人才流失、人才断层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如今，地质工作者从历史中找到教训。为满足未来十年国家找矿工作的需要，他们开始重视对地质调查人才的培养。

　　同时，地质调查是一项积累性工作，据统计，地质人才创新成果的高峰期大多在36到40岁之间，晚于其他领域的科技人才。

　　因此，余际从认为，地质人才的培养需要更长时间的投入和付出。除坚持以高校为主体的培养体制外，他还建议，在重大地质工程项目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人才培养。

　　赵鹏大则表示，有辉煌，也有低谷，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发展对于地质勘探工作的重大需求，未来的地勘事业依然充满希望和挑战。

　　地质专业人才总量14.83万人，占地勘行业总人数24.3%，缺口3.73万人。

　　全国各类地质院校地质专业办学点152个，每年约3.1万人，仅有30%进入地勘行业。